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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城市》

來源: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2019-11-20    作者:華 杉

  

  《向往城市》

  華杉 著

  武漢出版社出版

  2019年10月第1版

  定價:38元

 

  華杉小說集《向往城市》出版

  11月18日,由黃岡市文化藝術基金扶持,武漢出版社出版的黃岡作家華杉小說集《向往城市》與讀者見面了。

  該書精選了作者在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上發表的11個中短篇小說。這些小說講述的都是基層小人物的故事,反映他們對事業和愛情的追求以及生存的尷尬與無奈。小說平靜老到的敘述話語,生動細膩的人物心理活動,極具個性的敘事風格,使故事既古老又新鮮,秉賦著蒼涼和凄婉的韻味,體現了作者自覺的文本意識。作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弘揚了主旋律、傳播了正能量,較好地繼承發揚了詩意鄉土文學傳統。

  華杉,湖北團風人,省作協會員,有200余萬字的小說作品散見于《芳草》《長江》《滇池》《椰城》《陽光》《鹿鳴》《湖南文學》《陜西文學》《小說月刊》《短篇小說》等刊,已出版小說、散文和詩集共9種。

(供稿: 徐帥)

 

  彰顯人物群像的時代性

  ——讀華杉中短篇小說集《向往城市》

  楊國慶

  作家華杉先生的小說集《向往城市》即將由武漢出版社出版,他很信任我,提前就將該書電子版傳給了我,使我先睹為快地閱讀了該書。看得出來,作家在書中精心塑造了一組鮮活的具有時代性的人物群像。

  時代性是文學作品最本質的特征。巴爾扎克和列夫?托爾斯泰就是以寫人物表現特定的時代性而著稱。茅盾先生更是在文學理論的研究與文學創作的實踐中,致力于文學的時代性的表現和書寫。茅盾先生說:“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真的文學也只是反映時代的文學”。他指出,文學應當是“表現時代,解釋時代,推動時代”的藝術美學方式之一。他還殷切希望“立在時代陣頭的作家應該負荷起時代放在他們肩頭的使命”。《向往城市》在這方面扎扎實實下了一番功夫,作了可貴的探索和努力。書中收錄了作家自2012年至2017年發表在《芳草》,《芳草?潮》,《湖南文學》和《滇池》等文學刊物上的11篇中、短篇小說。描寫了20多位不同時代、時期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彰顯了比較鮮明的時代性。

  小說集時間的跨度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到今天的中國特色主義新時代,縱橫八十多年,廣闊而又恢弘,深遠而又逼真地展現出不同時代的時空景像和多彩多姿的人物形象,是一幅色彩紛呈的時代風俗畫卷,又是一副各種性格的人物圖像。從多個側面書寫了抗日戰爭,“文革”,改革開放和新時代多元的生活圖景與人物,讓人如臨其境般感受到不同的時代氣息撲面而來,各種人物形象接踵而至。

  《糧食熟了》具體描寫1942年團風縣軍民奮力英勇保家園護秋收,與日本鬼子及偽軍欲血奮戰的感人故事,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壯時代氛圍中,團風縣王家坊村民兵隊和區中隊軍民同仇敵愾,大智大勇,擊退敵人的偷襲,成功守護村民的安全和秋收果實。民兵隊長張大勇,民兵三喜、趙大蘭、鐵鎖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同時還寫了少婦春桂,村長馬九如和偽軍小隊長許三郎等人物,與抗日軍民們的英雄群像形成鮮明對比。在英雄與奸細,崇高與渺小,正義與邪惡的強烈比照中,讀者看到了當年抗戰的艱苦卓絕,看到了美丑善惡人性的激烈博弈,看到了歷史云煙對當今時代的悠遠映照。

  “文革”是一個特殊時期,離我們漸行漸遠。而小說《哭泣的夏天》卻喚醒了人們對當年的回憶。作家以點寫面,通過一個村子也就是一個生產隊里幾個年輕人為權力的追求與爭奪而發生喪失人性的爭斗與廝殺。看后讓人扼腕嘆息不已,又感慨深思不已。可謂“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窺見當時基層農村文革的情景,為這一特殊的時代性重重抹上了帶有血與淚的沉重一筆。不禁令人感嘆令人悲慨又令人拍案。

  19世紀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這篇小說里,可以看出人格的兩重性與矛盾性互相掙扎又互相格斗的殘酷與無奈。福元學毛主席語錄很積極,隊長培養他入黨,這引起馬細貴的嫉妒,他造謠中傷福元。顯出人性中最兇殘最丑陋最卑鄙的一面。文革中有句話,叫“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這來形容馬細貴是很恰如其分的,他想法殺死了福元。隊長將家庭成分不好的吳大勇列為嫌疑人,連續幾天幾夜辦學習班,最后他懷冤自殺。而馬細貴最終因受到良心譴責而自盡。為了爭奪一個小隊長的位置連著出三條人命。權欲使馬細貴由人變成殺人的魔鬼,不能不使讀者在“哭泣的夏天”中,再三思考在權力與人性之間如何保持平衡,不讓類似的悲劇再發生。小說在“螺螄殼里做道場”,通過對一個生產隊的權力之爭的書寫,讓人看到了“文革”那個時代的一個側面。

  小說集的題目就叫《向往城市》,那么小說很自然很明顯地書寫了“向往城市”的內容,和一些向往城市生活與到城市打拼發展的人物,這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農耕社會,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眾多鄉下人和農民“向往城市”的夢想逐步變成現實,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哲學觀點,存在決定意識。作為表現和反映“存在”的“意識”形式之一的文學,將筆觸對準農民“向往城市”的“存在”,其時代性不言而喻。作家集中筆墨書寫了多個在城市生活與打拼的農民工形象,成為該書的一道亮麗風景。改革開放的時代性也隨之靚麗耀眼。

  《向往城市》是篇短篇小說,作家以該小說名作為小說集的題目,有其獨特的深意和寓意,切合了當今時代變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我國和世界各國都在加速城市化進程,這方面內容的小說有6篇,占了全書內容一半之多。有“向往城市”來到城市打拼的人物,也有在城市生活追求和“向往”更有刺激和別樣生活的人物。他們經歷各異,性格不同,人生曲折,都嘗到了生活的苦辣酸甜,因而也有多種表現,或沉淪,或奮起,或彷徨,或搏擊,從而表現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展現了小說內容搖曳多姿的豐富性與趣味性。

  《向往城市》里的小邵從農村來到城市,干得有起色,但他不適應城市的夜生活,找女友幾次碰壁感到苦悶,繼而又想起家鄉的黑土地,他想回去又想繼續待在城市,顯得很苦惱又很彷徨,莫衷一是。這正如一句歌詞唱的那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看來“向往城市”還要有適應城市生活的心理準備和技能。想到城市去的年輕人可以從中得到啟示。小說深刻反映和揭示了城鎮化、城市化的內核和關鍵:是人們思想意識的城市化、現代化,人需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不斷適應新形勢。而小邵不適應城市生活是精神層面膚淺與空白的真實寫照。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農民融入城市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艱難,這也從更高層面顯示了小說時代性的光澤。

  《狐貍精》中的金花卻與《向往城市》里的小邵相反,她從村里來到武漢打工,與也是從村里出去在省城當包工頭的狗子在城市中如魚得水,游刃有余,應對自如,這表現了另一種“向往城市”的人物。小說很具體很細膩地寫了金花與狗子在武漢打工期間發生的情感、情愛之事,以及在村里引起的輿論風波。贊美了金花因丈夫性無能而追求真愛的勇氣與膽識,還有她率直、熱烈、剛強,執著的美好個性,同時對泉叔這個一口仁義道德,暗地奸詐淫邪的人物作了無情和辛辣的諷譏與抨擊。他很好色,一面假惺惺勸說金花的丈夫不要打她,而很想他將金花的短褲扒光,看看她那“地方”,“哪怕扯一條縫兒,自己可就死而無憾了”。是一個十足的大色狼。不久他將侄兒媳婦的肚子搞大,侄媳為保臉面投水而死。可他還此地無銀三百兩,說此事與他無關。泉叔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人物形象,他當面是人,背后是鬼,表面正人君子,實為男盜女娼,是個典型的兩面人!應該說,金花與小邵是兩個對比鮮明的角色,“向往城市”是時代潮流,問題的要害是看你能否在城市站住腳扎下根,小邵顯然是初出茅廬,顯得清澀、幼稚了一些。

  《桃子》則寫了在北京打工的得安的妻子桃子,這個女性形象值得夸贊!因德安不堪受包工頭的弟弟的毒打,自衛還擊將他撂倒斃命,他為了保全人格而壯烈跳樓殉身。桃子接到丈夫工友的電報前往北京辦喪事,她在處理丈夫后事的過程中大義凜然,正氣張揚,顯示出農民工妻子的傲然鐵骨,她不接受包工頭的施舍,可一百多名工友自發給她捐撫恤款時,她領著兩個年幼兒子跪地磕謝。天地有正義,人間須公平。小說描寫了德安這個普通然而又不普通農民工的英雄本色和浩然大勇,為了懲治邪惡不惜用生命與工地惡霸斗爭到底,同時也寫了桃子懷念和忠貞丈夫的感人之舉,她父親勸她再找個男人,可她堅決不從,很是堅毅地帶著兩個孩子艱辛而又艱難,堅定而又堅韌地生活下去。

  《小保姆》是一個悲酸的故事,給如今的時代抹上了幾分蒼涼與悲戚的色彩。讓人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人性的異化,也感受了時代性的復雜與深奧。20歲的小保姆山花從山鄉來到武漢給女記者吳敏的母親當保姆,可不幸被人騙到很有名氣的鎮子給一個有嚴重生理缺陷的男人做媳婦。而這種拐騙行為竟是鎮上領導班子的集體決策而作出的,這可以說是集體犯罪。吳敏多次前往尋找和解救她皆無果而歸,開始山花還不肯就范要逃出囚禁,但后來被金錢和舒適的生活引誘而順從、歸化,甚至是“向往”并且是很情愿地享受這種紙醉金迷的不正常的生活,吳敏最后一次見到她感到很絕望很悲哀,見她打扮得珠光寶氣,近乎妖冶,令人惡心。小說同時著力刻畫了吳敏有著善良心性,有著真摯與正義的好品行,是“鐵肩擔道義,妙手寫文章”的好記者。山花與《糧食熟了》里的春桃有幾分相近之處,為了物質利益和私欲的滿足不惜自甘墮落,出賣人格和靈魂,很是可悲可恥。由此可以看出,在不同時代里有著一些品行齷齪道德淪喪的相似人物。這更可看出時代性的五光十色。

  正是通過這些不同農村人到城市后不同生活和際遇的寫照,從多個維度展示了“向往城市”這個時代走向的主脈,并射出小說時代性各異色彩的斑斕。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們不需要“向往城市”,而是“向往”和追求更有刺激的別樣生活。《我想出本書》描寫了“我”和妻子,林武,喻蓉等幾個曾是大學同學與熟人之間追逐金錢名利,感情出軌的故事,是“向往城市”的升級版。喻蓉的丈夫當了縣長,而她與他離婚,理由是對政治不感興趣。“我”為了能在仕途上有進步,想出一本書,好友林武看中我爺爺留下的幾本郵集,說值十幾萬,他樂意給我牽線找人幫我出書,條件是到時將郵集送給他。他說與我是鐵哥們,就是剩下一個饅頭也要掰半個我吃。隨后幾個人開始了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有些曖昧的交往。我同情喻蓉導致妻子與我離婚,而她與我纏纏綿綿,以致我上了她的床。而林武一直在追她,可她瞧不起她。在這一系列情感的漩渦中我感到失望和苦惱,書出版后我竟將書全燒了。喻蓉一直與我默默溫情,林武最后只得與別的女孩結婚,第二天他竟喪心病狂地將喻蓉刺傷,被警察帶走,可謂剛進洞房就被關牢房。而最后我想與喻蓉結婚她堅決不同意。小說以悲劇收場,給人許多對人生對友誼對“向往城市”的痛苦思考。小說寫出了林武的虛偽和瘋狂,所謂與“我”鐵哥們說穿了是為了錢而裝出好人的樣子。

  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說,“友誼僅存在于好人之間”,“他們的行為和生活無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康慨的;他們不貪婪、不淫蕩、不粗暴;而且他們有勇氣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小說中的林武離這些“好人”的標準相差十萬八千里,可他卻口口聲聲與我說友誼談交情。是一個十足的偽君子。是一個善于用口頭的友誼掩飾骯臟的心理,用虛偽的微笑遮蓋罪惡的報復的家伙。最終他受到法律制裁,是他應得的報應。小說藝術地表達了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要誠信如一,遵守法律的道理,不然是要受到法律的懲罰的,決然實現不了“向往城市”的夢想。而小說《童年》則寫得清秀靚麗,述說了兩個小女孩童年的友誼與童趣。張婷小時跟隨調動工作的父母從鄉下來到一個小縣城讀書,這也是很自然的“向往城市”的事。她與小女孩愛愛相遇相識成了好朋友。她成績很好,而愛愛家里貧苦只能整天干活。但愛愛很有志氣表示以后要將自己的孩子送進學校讀書,讀高中讀大學到城市去工作去生活,她自己的愿望不能實現,但她要實現讓兒女成為城里人的理想,實在可貴。

  小說集里大多寫“向往城市”的故事,但有兩篇卻是描寫從城市到鄉村的小說,可以說是逆襲的成功之作,同樣表現了鮮明的與可貴的時代性。

  《明月幾時有》深情謳歌了有三十年教齡的縣教育局第六副局長秦古到最偏僻條件最艱苦的一所中學任教的感人事跡,并截取他五十歲生日恰逢中秋之夜這個不尋常的節點,回顧了他艱難曲折多有磨難和婚姻之痛的跌宕人生,在同情贊美他潔清標高,剛正不屈,為人耿直等優良品格的同時,對社會上一些不正之風和人與人之間的暗斗,偽善之事作了刻骨三分的揭露與鞭撻。秦古為了學生們的明天,為了家長們的殷切期望,他忍受著遭同事們排擠的不平和對其不公的處理,毅然來到學校,并很快打開局面,嬴得學生們的歡迎和家長們的信任。為了農村孩子們能在明天“向往城市”,他不顧自己今天的不幸遭遇,一心培養明天的人才。真是“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啊!

  俄國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曾積極興辦鄉村教育,他說:我“愛上了這數千受教育的兒童”,“每當我走進學校,看到一雙雙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燦爛,身上穿著破衣服,滿身泥污,瘦骨伶仃的孩子們時,心中便興起一陣驚慌和恐怖的感情,就像見到行將淹沒的人一樣……而且被淹沒的正是兒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要使民眾受教育的目的,只是為了挽救那些行將淹沒的普希金們……這樣的人才每所學校多得很。”應該說,秦古正是有這種為國育才的偉大情懷!人物鮮明的典型性和時代性在他身上立體地凸顯出來。

  《城里來的大學生》更是緊扣時代脈搏,具體書寫了省城名校大學畢業生孟佳從縣委組織部到最偏遠的鄉掛職任科技副鄉長的事情,正好與當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攻堅戰應節合拍。孟佳開始很是想不通,老是想離開這窮山僻壤。后來與村民打成一片,用省農科院培育出來的優良土豆品種幫助農民解決溫飽問題。他在一線干出了實績,并收獲了愛情。最后被調到市扶貧辦任職。在基層他靈魂得到凈化,人格與人品得到升華,堪以重任是當然之事。孟佳這個人物形象對于奮戰在扶貧脫貧一線的年輕干部們無不有莫大的感召力和鼓舞力。小說的時代性可以說是大放異彩。

  《五桂河》是篇筆調輕快,風景清秀,愛情綿纏的小說。它寫的是人們最“向往”的愛情,一個石匠與一個外來的美麗女子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情感相連。他對她的情愛與思念如他每天開采雕琢的石頭一樣堅硬而又堅貞,純潔而又美麗。他們在這風景如畫的五桂河邊演繹著“青山著意化為橋”般的愛情童話。空靈的環境,潔美的人物相得益彰,十分和諧相配。宛如天然渾成。一天他看見了她:玉面如同雨打梨花,腰姿好似風拂綠柳。夜里想她睡不著覺。一天夜里他聽到對岸女人發出哭啼聲,他趕緊過河沖進她的屋里看到一個男人從床上驚慌逃走。從此他每夜為她守門。她得知他病了,就為他采藥熬湯伺候他。她說:“我是過來人。”他應道:“我不嫌。”三年后他與她才有體膚之親。不久她就走了。而石匠直到老年還夜夜在河邊堅守。“石匠僅僅守的是夜么?他守的,是他一生的愛!”愛情是每個時代最華麗最動人的篇章,這篇小說描繪的美好愛情,與從古到今不同時代的愛情篇章很是和諧地產生優美的共鳴。

  普列漢諾夫說:“文學——民族的精神本性的反映——是那些創造這個本性的歷史條件本身的產物。這就是說,并非人的本性,并非一定民族的性格,而是它的歷史和它的社會制度。向我們說明了它的文學。”他還認為:“文學是社會制度的產物”。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新政策和新機制讓大批農民進城務工,圓了他們多年的城市夢。而作家以敏銳的目光觀察到了這一新氣象新事物新變化,進而通過深邃的思考和精細的寫作將其轉化成了小說集中內容不同,人物各異的多篇小說,并且還書寫了不同時代和時期的小說人物,他(她)們共同組成了一幅不同時代風云匯集的錦繡圖像,小說人物群像的時代性隨之噴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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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城市》

2019-11-20 17-20-21

  

  《向往城市》

  華杉 著

  武漢出版社出版

  2019年10月第1版

  定價:38元

 

  華杉小說集《向往城市》出版

  11月18日,由黃岡市文化藝術基金扶持,武漢出版社出版的黃岡作家華杉小說集《向往城市》與讀者見面了。

  該書精選了作者在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上發表的11個中短篇小說。這些小說講述的都是基層小人物的故事,反映他們對事業和愛情的追求以及生存的尷尬與無奈。小說平靜老到的敘述話語,生動細膩的人物心理活動,極具個性的敘事風格,使故事既古老又新鮮,秉賦著蒼涼和凄婉的韻味,體現了作者自覺的文本意識。作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弘揚了主旋律、傳播了正能量,較好地繼承發揚了詩意鄉土文學傳統。

  華杉,湖北團風人,省作協會員,有200余萬字的小說作品散見于《芳草》《長江》《滇池》《椰城》《陽光》《鹿鳴》《湖南文學》《陜西文學》《小說月刊》《短篇小說》等刊,已出版小說、散文和詩集共9種。

(供稿: 徐帥)

 

  彰顯人物群像的時代性

  ——讀華杉中短篇小說集《向往城市》

  楊國慶

  作家華杉先生的小說集《向往城市》即將由武漢出版社出版,他很信任我,提前就將該書電子版傳給了我,使我先睹為快地閱讀了該書。看得出來,作家在書中精心塑造了一組鮮活的具有時代性的人物群像。

  時代性是文學作品最本質的特征。巴爾扎克和列夫?托爾斯泰就是以寫人物表現特定的時代性而著稱。茅盾先生更是在文學理論的研究與文學創作的實踐中,致力于文學的時代性的表現和書寫。茅盾先生說:“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真的文學也只是反映時代的文學”。他指出,文學應當是“表現時代,解釋時代,推動時代”的藝術美學方式之一。他還殷切希望“立在時代陣頭的作家應該負荷起時代放在他們肩頭的使命”。《向往城市》在這方面扎扎實實下了一番功夫,作了可貴的探索和努力。書中收錄了作家自2012年至2017年發表在《芳草》,《芳草?潮》,《湖南文學》和《滇池》等文學刊物上的11篇中、短篇小說。描寫了20多位不同時代、時期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彰顯了比較鮮明的時代性。

  小說集時間的跨度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到今天的中國特色主義新時代,縱橫八十多年,廣闊而又恢弘,深遠而又逼真地展現出不同時代的時空景像和多彩多姿的人物形象,是一幅色彩紛呈的時代風俗畫卷,又是一副各種性格的人物圖像。從多個側面書寫了抗日戰爭,“文革”,改革開放和新時代多元的生活圖景與人物,讓人如臨其境般感受到不同的時代氣息撲面而來,各種人物形象接踵而至。

  《糧食熟了》具體描寫1942年團風縣軍民奮力英勇保家園護秋收,與日本鬼子及偽軍欲血奮戰的感人故事,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壯時代氛圍中,團風縣王家坊村民兵隊和區中隊軍民同仇敵愾,大智大勇,擊退敵人的偷襲,成功守護村民的安全和秋收果實。民兵隊長張大勇,民兵三喜、趙大蘭、鐵鎖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同時還寫了少婦春桂,村長馬九如和偽軍小隊長許三郎等人物,與抗日軍民們的英雄群像形成鮮明對比。在英雄與奸細,崇高與渺小,正義與邪惡的強烈比照中,讀者看到了當年抗戰的艱苦卓絕,看到了美丑善惡人性的激烈博弈,看到了歷史云煙對當今時代的悠遠映照。

  “文革”是一個特殊時期,離我們漸行漸遠。而小說《哭泣的夏天》卻喚醒了人們對當年的回憶。作家以點寫面,通過一個村子也就是一個生產隊里幾個年輕人為權力的追求與爭奪而發生喪失人性的爭斗與廝殺。看后讓人扼腕嘆息不已,又感慨深思不已。可謂“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窺見當時基層農村文革的情景,為這一特殊的時代性重重抹上了帶有血與淚的沉重一筆。不禁令人感嘆令人悲慨又令人拍案。

  19世紀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這篇小說里,可以看出人格的兩重性與矛盾性互相掙扎又互相格斗的殘酷與無奈。福元學毛主席語錄很積極,隊長培養他入黨,這引起馬細貴的嫉妒,他造謠中傷福元。顯出人性中最兇殘最丑陋最卑鄙的一面。文革中有句話,叫“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這來形容馬細貴是很恰如其分的,他想法殺死了福元。隊長將家庭成分不好的吳大勇列為嫌疑人,連續幾天幾夜辦學習班,最后他懷冤自殺。而馬細貴最終因受到良心譴責而自盡。為了爭奪一個小隊長的位置連著出三條人命。權欲使馬細貴由人變成殺人的魔鬼,不能不使讀者在“哭泣的夏天”中,再三思考在權力與人性之間如何保持平衡,不讓類似的悲劇再發生。小說在“螺螄殼里做道場”,通過對一個生產隊的權力之爭的書寫,讓人看到了“文革”那個時代的一個側面。

  小說集的題目就叫《向往城市》,那么小說很自然很明顯地書寫了“向往城市”的內容,和一些向往城市生活與到城市打拼發展的人物,這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農耕社會,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眾多鄉下人和農民“向往城市”的夢想逐步變成現實,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哲學觀點,存在決定意識。作為表現和反映“存在”的“意識”形式之一的文學,將筆觸對準農民“向往城市”的“存在”,其時代性不言而喻。作家集中筆墨書寫了多個在城市生活與打拼的農民工形象,成為該書的一道亮麗風景。改革開放的時代性也隨之靚麗耀眼。

  《向往城市》是篇短篇小說,作家以該小說名作為小說集的題目,有其獨特的深意和寓意,切合了當今時代變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我國和世界各國都在加速城市化進程,這方面內容的小說有6篇,占了全書內容一半之多。有“向往城市”來到城市打拼的人物,也有在城市生活追求和“向往”更有刺激和別樣生活的人物。他們經歷各異,性格不同,人生曲折,都嘗到了生活的苦辣酸甜,因而也有多種表現,或沉淪,或奮起,或彷徨,或搏擊,從而表現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展現了小說內容搖曳多姿的豐富性與趣味性。

  《向往城市》里的小邵從農村來到城市,干得有起色,但他不適應城市的夜生活,找女友幾次碰壁感到苦悶,繼而又想起家鄉的黑土地,他想回去又想繼續待在城市,顯得很苦惱又很彷徨,莫衷一是。這正如一句歌詞唱的那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看來“向往城市”還要有適應城市生活的心理準備和技能。想到城市去的年輕人可以從中得到啟示。小說深刻反映和揭示了城鎮化、城市化的內核和關鍵:是人們思想意識的城市化、現代化,人需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不斷適應新形勢。而小邵不適應城市生活是精神層面膚淺與空白的真實寫照。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農民融入城市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艱難,這也從更高層面顯示了小說時代性的光澤。

  《狐貍精》中的金花卻與《向往城市》里的小邵相反,她從村里來到武漢打工,與也是從村里出去在省城當包工頭的狗子在城市中如魚得水,游刃有余,應對自如,這表現了另一種“向往城市”的人物。小說很具體很細膩地寫了金花與狗子在武漢打工期間發生的情感、情愛之事,以及在村里引起的輿論風波。贊美了金花因丈夫性無能而追求真愛的勇氣與膽識,還有她率直、熱烈、剛強,執著的美好個性,同時對泉叔這個一口仁義道德,暗地奸詐淫邪的人物作了無情和辛辣的諷譏與抨擊。他很好色,一面假惺惺勸說金花的丈夫不要打她,而很想他將金花的短褲扒光,看看她那“地方”,“哪怕扯一條縫兒,自己可就死而無憾了”。是一個十足的大色狼。不久他將侄兒媳婦的肚子搞大,侄媳為保臉面投水而死。可他還此地無銀三百兩,說此事與他無關。泉叔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人物形象,他當面是人,背后是鬼,表面正人君子,實為男盜女娼,是個典型的兩面人!應該說,金花與小邵是兩個對比鮮明的角色,“向往城市”是時代潮流,問題的要害是看你能否在城市站住腳扎下根,小邵顯然是初出茅廬,顯得清澀、幼稚了一些。

  《桃子》則寫了在北京打工的得安的妻子桃子,這個女性形象值得夸贊!因德安不堪受包工頭的弟弟的毒打,自衛還擊將他撂倒斃命,他為了保全人格而壯烈跳樓殉身。桃子接到丈夫工友的電報前往北京辦喪事,她在處理丈夫后事的過程中大義凜然,正氣張揚,顯示出農民工妻子的傲然鐵骨,她不接受包工頭的施舍,可一百多名工友自發給她捐撫恤款時,她領著兩個年幼兒子跪地磕謝。天地有正義,人間須公平。小說描寫了德安這個普通然而又不普通農民工的英雄本色和浩然大勇,為了懲治邪惡不惜用生命與工地惡霸斗爭到底,同時也寫了桃子懷念和忠貞丈夫的感人之舉,她父親勸她再找個男人,可她堅決不從,很是堅毅地帶著兩個孩子艱辛而又艱難,堅定而又堅韌地生活下去。

  《小保姆》是一個悲酸的故事,給如今的時代抹上了幾分蒼涼與悲戚的色彩。讓人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人性的異化,也感受了時代性的復雜與深奧。20歲的小保姆山花從山鄉來到武漢給女記者吳敏的母親當保姆,可不幸被人騙到很有名氣的鎮子給一個有嚴重生理缺陷的男人做媳婦。而這種拐騙行為竟是鎮上領導班子的集體決策而作出的,這可以說是集體犯罪。吳敏多次前往尋找和解救她皆無果而歸,開始山花還不肯就范要逃出囚禁,但后來被金錢和舒適的生活引誘而順從、歸化,甚至是“向往”并且是很情愿地享受這種紙醉金迷的不正常的生活,吳敏最后一次見到她感到很絕望很悲哀,見她打扮得珠光寶氣,近乎妖冶,令人惡心。小說同時著力刻畫了吳敏有著善良心性,有著真摯與正義的好品行,是“鐵肩擔道義,妙手寫文章”的好記者。山花與《糧食熟了》里的春桃有幾分相近之處,為了物質利益和私欲的滿足不惜自甘墮落,出賣人格和靈魂,很是可悲可恥。由此可以看出,在不同時代里有著一些品行齷齪道德淪喪的相似人物。這更可看出時代性的五光十色。

  正是通過這些不同農村人到城市后不同生活和際遇的寫照,從多個維度展示了“向往城市”這個時代走向的主脈,并射出小說時代性各異色彩的斑斕。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們不需要“向往城市”,而是“向往”和追求更有刺激的別樣生活。《我想出本書》描寫了“我”和妻子,林武,喻蓉等幾個曾是大學同學與熟人之間追逐金錢名利,感情出軌的故事,是“向往城市”的升級版。喻蓉的丈夫當了縣長,而她與他離婚,理由是對政治不感興趣。“我”為了能在仕途上有進步,想出一本書,好友林武看中我爺爺留下的幾本郵集,說值十幾萬,他樂意給我牽線找人幫我出書,條件是到時將郵集送給他。他說與我是鐵哥們,就是剩下一個饅頭也要掰半個我吃。隨后幾個人開始了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有些曖昧的交往。我同情喻蓉導致妻子與我離婚,而她與我纏纏綿綿,以致我上了她的床。而林武一直在追她,可她瞧不起她。在這一系列情感的漩渦中我感到失望和苦惱,書出版后我竟將書全燒了。喻蓉一直與我默默溫情,林武最后只得與別的女孩結婚,第二天他竟喪心病狂地將喻蓉刺傷,被警察帶走,可謂剛進洞房就被關牢房。而最后我想與喻蓉結婚她堅決不同意。小說以悲劇收場,給人許多對人生對友誼對“向往城市”的痛苦思考。小說寫出了林武的虛偽和瘋狂,所謂與“我”鐵哥們說穿了是為了錢而裝出好人的樣子。

  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說,“友誼僅存在于好人之間”,“他們的行為和生活無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康慨的;他們不貪婪、不淫蕩、不粗暴;而且他們有勇氣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小說中的林武離這些“好人”的標準相差十萬八千里,可他卻口口聲聲與我說友誼談交情。是一個十足的偽君子。是一個善于用口頭的友誼掩飾骯臟的心理,用虛偽的微笑遮蓋罪惡的報復的家伙。最終他受到法律制裁,是他應得的報應。小說藝術地表達了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要誠信如一,遵守法律的道理,不然是要受到法律的懲罰的,決然實現不了“向往城市”的夢想。而小說《童年》則寫得清秀靚麗,述說了兩個小女孩童年的友誼與童趣。張婷小時跟隨調動工作的父母從鄉下來到一個小縣城讀書,這也是很自然的“向往城市”的事。她與小女孩愛愛相遇相識成了好朋友。她成績很好,而愛愛家里貧苦只能整天干活。但愛愛很有志氣表示以后要將自己的孩子送進學校讀書,讀高中讀大學到城市去工作去生活,她自己的愿望不能實現,但她要實現讓兒女成為城里人的理想,實在可貴。

  小說集里大多寫“向往城市”的故事,但有兩篇卻是描寫從城市到鄉村的小說,可以說是逆襲的成功之作,同樣表現了鮮明的與可貴的時代性。

  《明月幾時有》深情謳歌了有三十年教齡的縣教育局第六副局長秦古到最偏僻條件最艱苦的一所中學任教的感人事跡,并截取他五十歲生日恰逢中秋之夜這個不尋常的節點,回顧了他艱難曲折多有磨難和婚姻之痛的跌宕人生,在同情贊美他潔清標高,剛正不屈,為人耿直等優良品格的同時,對社會上一些不正之風和人與人之間的暗斗,偽善之事作了刻骨三分的揭露與鞭撻。秦古為了學生們的明天,為了家長們的殷切期望,他忍受著遭同事們排擠的不平和對其不公的處理,毅然來到學校,并很快打開局面,嬴得學生們的歡迎和家長們的信任。為了農村孩子們能在明天“向往城市”,他不顧自己今天的不幸遭遇,一心培養明天的人才。真是“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啊!

  俄國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曾積極興辦鄉村教育,他說:我“愛上了這數千受教育的兒童”,“每當我走進學校,看到一雙雙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燦爛,身上穿著破衣服,滿身泥污,瘦骨伶仃的孩子們時,心中便興起一陣驚慌和恐怖的感情,就像見到行將淹沒的人一樣……而且被淹沒的正是兒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要使民眾受教育的目的,只是為了挽救那些行將淹沒的普希金們……這樣的人才每所學校多得很。”應該說,秦古正是有這種為國育才的偉大情懷!人物鮮明的典型性和時代性在他身上立體地凸顯出來。

  《城里來的大學生》更是緊扣時代脈搏,具體書寫了省城名校大學畢業生孟佳從縣委組織部到最偏遠的鄉掛職任科技副鄉長的事情,正好與當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攻堅戰應節合拍。孟佳開始很是想不通,老是想離開這窮山僻壤。后來與村民打成一片,用省農科院培育出來的優良土豆品種幫助農民解決溫飽問題。他在一線干出了實績,并收獲了愛情。最后被調到市扶貧辦任職。在基層他靈魂得到凈化,人格與人品得到升華,堪以重任是當然之事。孟佳這個人物形象對于奮戰在扶貧脫貧一線的年輕干部們無不有莫大的感召力和鼓舞力。小說的時代性可以說是大放異彩。

  《五桂河》是篇筆調輕快,風景清秀,愛情綿纏的小說。它寫的是人們最“向往”的愛情,一個石匠與一個外來的美麗女子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情感相連。他對她的情愛與思念如他每天開采雕琢的石頭一樣堅硬而又堅貞,純潔而又美麗。他們在這風景如畫的五桂河邊演繹著“青山著意化為橋”般的愛情童話。空靈的環境,潔美的人物相得益彰,十分和諧相配。宛如天然渾成。一天他看見了她:玉面如同雨打梨花,腰姿好似風拂綠柳。夜里想她睡不著覺。一天夜里他聽到對岸女人發出哭啼聲,他趕緊過河沖進她的屋里看到一個男人從床上驚慌逃走。從此他每夜為她守門。她得知他病了,就為他采藥熬湯伺候他。她說:“我是過來人。”他應道:“我不嫌。”三年后他與她才有體膚之親。不久她就走了。而石匠直到老年還夜夜在河邊堅守。“石匠僅僅守的是夜么?他守的,是他一生的愛!”愛情是每個時代最華麗最動人的篇章,這篇小說描繪的美好愛情,與從古到今不同時代的愛情篇章很是和諧地產生優美的共鳴。

  普列漢諾夫說:“文學——民族的精神本性的反映——是那些創造這個本性的歷史條件本身的產物。這就是說,并非人的本性,并非一定民族的性格,而是它的歷史和它的社會制度。向我們說明了它的文學。”他還認為:“文學是社會制度的產物”。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新政策和新機制讓大批農民進城務工,圓了他們多年的城市夢。而作家以敏銳的目光觀察到了這一新氣象新事物新變化,進而通過深邃的思考和精細的寫作將其轉化成了小說集中內容不同,人物各異的多篇小說,并且還書寫了不同時代和時期的小說人物,他(她)們共同組成了一幅不同時代風云匯集的錦繡圖像,小說人物群像的時代性隨之噴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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